苏轼尺牍作品学术价值初探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上海 200042） 李雪丰

摘要：尺牍是中国传统文学的重要题材，对于明清小品文和近现代的随笔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对传统文学的相关研究中，尺牍的研究一直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苏轼是北宋知名文学家苏轼，创作了大量的尺牍作品。本文在对其黄州和岭南两次贬谪期间尺牍作品创作历程进行梳理的同时，分析此类作品在文学、历史、民俗等方面具有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尺牍；苏轼；学术价值

引言：

“尺牍”，或称“书简”是中国文学的一种体裁，作者在与亲友的通信中，通过简洁质朴的文字，或记录生活点滴，或抒发内心情感。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书信”相比而言，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长短。前者基本上只有几句话，内容非常简洁；而后者则可能有几千字。此外，二者在文学研究中受关注的程度也截然不同，“书信”中的名篇佳作一般会被收录在作者个人的文集甚至选集中；但是“尺牍”一般不会收录在文学选集中，直到北宋开始，才会在作品全集中偶有记录。“尺牍”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上一直不被重视是有据可循的，一是因为相较其他传统文学体裁而言，其作为独立文体出现的时间较短；二是因为与成果丰硕的其他文学作品相比，其文学性不够突出，更多的是用简洁直白的语言记叙朴实平淡的生活。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特点，才使得“尺牍”作品具有独一无二的学术价值，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这些大家在诗词文等作品中未能展现出的独特面貌。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类型的作品研究仍旧相对薄弱，对于其文学价值的关注到明清时期才逐渐兴起，这与明清时期各类小品文的涌现有关，而现当代学者对部分名家的尺牍评鉴较多关注书法的艺术成就。在海外，尚未有尺牍类专论作品的出现，对苏轼尺牍的研究也是鲜有成果，其中最具参考价值的是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C. Egan）在 19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专门论及了苏轼尺牍作品作为历史和文学研究资料的重要意义，并在文章中翻译了 17 篇尺牍作品。作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其在诗、词、文等方面皆有颇高的造诣，故而后代学者在研究苏轼文学时往往忽略了尺牍类的作品。然而，苏轼尺牍的创作数量却颇为丰硕。在孔凡礼校注的六卷本《苏轼文集》中，尺牍占大约五分之一的比例，自五十卷起，至六十一卷，共十二卷的篇幅收录了 1300 余篇创作于各个时期的尺牍作品，其作品的总量足以使之成为一块丰富的文学研究宝藏。因此下文主要以孔凡礼点校本《苏轼文集》中的尺牍作品为例，选取部分作品为代表，试图描绘出苏轼这一文学大家生活中的面貌，并进一步思考作品中的学术研究价值，以期引起学者对尺牍作品的关注。

一、苏轼尺牍作品内容解读

与其他文学色彩较浓的体裁相比，尺牍作品最大的特色就在于语言的简洁和内容的真实，因此在这些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中，更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作者日常生活中的状态。在日常的尺牍小品中，他褪去了名人耀眼的光环，与至亲和友人就各种话题畅所欲言，展现出一个更为鲜活的人物形象。艾朗诺曾对苏轼众多尺牍作品的创作主题进行了总结，认为主要可以归纳为两大主题：一是与官场政治相关的，苏轼在与友人的信件往来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及对官员任命、政策实施等的看法和建议；二是与个人生活相关的。这一主题在苏轼尺牍创作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更有大量作品创作于两次贬谪期间，为读者更清晰直观地展现了苏轼谪居生活中的苦乐，也从侧面描绘了所流放之地的自然与地理风貌，因而也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1.黄州作品

谪居黄州是苏轼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也是他遭遇外放、远离朝堂的开端。苏轼初到黄州之时，内心倍感凄凉，也经历了一番自我的寻问与挣扎。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的心境逐渐产生了转变，开荒垦地，苦中作乐，结交新朋，开始感受乡土生活的闲适与惬意。而这种转变除了体现在少数诗词作品中以外，在与亲友的尺牍作品中，有着更为全面和细腻地展现。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研读与分析，读者可以更真切地感受到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生活点滴以及思想和情感上经历的变化。

（1）苦闷沮丧与自我救赎

苏轼经历了长途奔波到达了偏远小镇黄州后，牢狱之灾的愤懑还未曾得到纾解，眼前萧瑟景象更是增添了几分凄凉之意。衣食住行等现实问题迎面而来，生活的拮据无疑更增添了心中的苦闷。在《答秦太虚七首其四》，又称《答秦太虚书》中，苏轼向老友秦观倾诉了当时的情形：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这一段文字是对苏轼初到黄州生活的典型写照。遭遇贬谪的苏轼没有了朝廷的俸禄，为确保家人的衣食，只能厉行节约，把积蓄等分，每天定额使用，多余的钱便用来招待客人，大约可以确保一年多的生活。如此坦诚直白的文字，展现出苏轼褪去政客光环后的普通人的形象，也会为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而烦恼。苏轼的诗词虽然也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但这样的普通形象在诗词等文学作品中是无法展现的，因而成为了尺牍作品的宝贵之处。

积蓄毕竟有限，为了谋生的需要，苏轼开荒垦地，过上了农耕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对于他来讲，是完全陌生的，除了艰辛以外，也有几分新鲜，在获得收成之后，更是有丰收的喜悦。对于这段农耕生活，苏轼在与很多旧时朋友的尺牍中都有提及。例如《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十三》：

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

再如《与子安兄七首其一》：

近于城中得荒地数十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

在给堂兄子安的短信中，苏轼的言辞之间似乎已经坦然接受了乡土生活。其所建造的雪堂，也是在到达黄州第二年的正月修建的，苏轼在正厅画满雪景。除雪堂之外，苏轼“东坡”的名号也出自黄州时期，因为开垦的荒地在黄州东门之外，故而自号“东坡居士”。由此可见，苏轼已经逐步安于现状，并开始享受生活。

除了农耕生活以外，初到黄州之时，苏轼很少与人交际，最常做的事情便是去寺庙礼佛，追求精神世界的解脱与救赎。在《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一》中，苏轼记载了这样的感悟：

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

佛教对于苏轼的生活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经历了牢狱与贬谪之后，内心的苦闷无处倾诉，只能去寺庙礼佛沐浴，聊以慰藉。同时，寺庙的沐浴不仅能够缓解身体上的疲惫，而且也是在反思自己的人生历程，涤除心底的愤懑之情。正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礼佛沐浴之后，苏轼的心境逐渐趋于平和，开始尝试融入黄州的生活。

（2）苦中作乐与快意人生

对于习惯了官场生活的苏轼来说，很少有闲暇的时间静心欣赏周围的美景。在谪居黄州期间，生活中的一切都被放慢了节奏，苏轼开始感受田园与乡土生活的闲适，并且可以在与友人的书信中玩笑打趣，境界变得愈发豁达，同时纵情山水，用心体会黄州的自然风光。在下面几首尺牍作品中，苏轼曾这样描述自己居所周边的景致：

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之上，此幸未始有也！

——《与司马温公五首其三》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

——《与范子丰八首其八》

在这些描写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苏轼对于寓所周边风景的喜爱，感叹能够亲身观赏江边瞬息万变的景色是一种幸运，并且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更是另其不再想重回故里。与江南的秀丽温婉不同，黄州的山更为险峻，水更为湍急，赤壁的雄伟更是让苏轼联想到三国时期，并由此借古怀今，引发对自己境遇的深刻思考。在广袤的天地与山水之间，人世间的万物都显得格外渺小，官场的争斗更是不值一提。自此之后，苏轼的心境更为开阔，因而作品中的豪迈与旷达也体现地愈发明显。在《与子明兄一首》中，苏轼更是直抒胸臆，表达了快意人生的愿望：

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

（3）珍惜友情与怀念故土

自 1080 年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在这里生活了五年多的时间。对于仕途不顺的心结可以得到纾解，但无论风光多么优美，生活多么惬意，也难抵苏轼心中对于亲朋故友的思念之情，苏轼只能通过文字来表达对亲友的关心和对故土的思念。王定国是“乌台诗案”的获罪者之一，亦难逃被流放的命运，也是贬谪时期与苏轼往来较多的一人。苏轼对于王定国因为自己而被贬一直心存愧疚，在信中这样写道：

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及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今得来教，既不见弃绝，而能以道自遣，无丝发蒂芥，然后知定国为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甚幸！甚幸！恐从者不由此过，故专遣人致区区。惟愿定国深自爱重，仍以戒我者自戒而已。

——《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二》

王定国因苏轼乌台诗案受到株连，被谪宾州（今广西宾阳）。苏轼被贬黄州后，对王定国的远放深感不安，但王定国在赴贬所途中却致书安慰苏轼，在给王定国的回信中，苏轼倾吐了因自己获罪而连累朋友的负疚之情，也更加珍惜与朋友的患难真情。二人的书信往来频频，也是一种在逆境中给予彼此的宽慰。此外，因宾州之地多易生瘴气，苏轼也数次表达了对老友的关心并告知缓解之法：

扬州有侍其太保者,官於瘴地十餘年。北归,面色红润,无一点瘴气。只是用摩脚心法耳。此法,定国自己行之,更请加功不废。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

——《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三》

尽管在黄州期间，苏轼结交了部分新朋友，相谈甚欢，但是仍然难掩内心深处对于故土和亲人的思念。同样是在《与子安兄七首其一》中，苏轼表达了与亲人团聚的愿望：

此书到日,相次,岁猪鸣矣。老兄嫂团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羡。

黄州的谪居生活无疑对苏轼的性格、思想和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前后诗词等作品的创作风格与前期有所不同，诗词中传递的境界更为开阔，是其豪迈风格彰显地最为突出的时期。离开黄州后，苏轼先后去往登州、京师、杭州、颍州等地任职，但没想到在其政治生涯的末期，再次遭遇了贬谪，而且比第一次还要偏远。

2.岭南作品

绍圣元年（1094 年），苏轼因讥讽前朝的罪名被贬，贬谪途中又一再接到诏令，于同年十月到达最后的居所惠州。惠州地处岭南，在当时是蛮荒之地，生活非常艰苦。再加上苏轼已年近六十，长途跋涉至此后，身心俱疲，虽不似初到黄州般忧郁，但内心也是饱受磨难，更没有想到此行竟是走向人生的终点的开端。

（1）关心民生与乐善好施

由于路途遥远，苏轼沿途经过很多地方，看到了各地百姓的真实生活，不禁引发了其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关心百姓疾苦。苏轼曾根据自己以往知州的经验提出修缮水利以解决广州春夏的时疫之患：

尝与某言，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下何由得。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耳。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绳，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葺，则一城贫富同饮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广州以来，以此为患，若人户知有此作，其欣愿可知。

——《与王敏仲十八首其十一》

苏轼分析了时疫的来源，认为时疫是由饮水导致，而普通百姓无法饮用干净的井水，故而进一步提出了从山岩引水的方案，并详细告知了具体的引流方案。最终，在当地官员的支持下，终于完成了此项造福一方百姓的水利工程。在如此急切真挚的文字背后，令苏轼“百姓父母官”的形象依旧跃然纸上。

此外，岭南之地气候湿热，百姓多患疫病，但由于地处偏远，没有可用的药材，苏轼便向时任广州太守的王敏仲求助，以期帮助当地居民解决疫病的折磨：

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呷，无不效是。而土人不作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乞为致三石，得作豉散饮疾者。

——《与王敏仲十八首其十三》

然而就在惠州生活安顿后不久，苏轼又再次接到朝廷诰命，另其前往下一个贬谪地，海南。而在海南，苏轼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一段光阴，北归的途中，结束了自己波澜起伏的一生。

（2）归隐田园与超然离世

绍圣四年（1097 年），苏轼自惠州一路南行，六月渡海，七月抵达，自此开启了将近四年的岭南时光。初到海南，苏轼登高环顾四周，只见茫茫海水一片，与黄州和惠州的景象相比，海南真正让苏轼产生了异国他乡的陌生感。苏轼曾这样描述自己刚到海南时的生活：

仆离惠州后，大儿房下亦失一男孙，亦悲怆久之，今则已矣。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小儿子结茅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已不赀矣。赖十数学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

——《与程秀才三首其一》

刚离开惠州便遭遇失去亲人的悲痛，到了海岛之后，更可谓是一无所有，日常生活十分艰难。尽管面对如此恶劣的条件，但由于早年受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颇深，苏轼很快就坦然接受了生活的现实，认为世间万物自有其运转的规律，不必强求，只要人还健在，生活就会继续下去。物质上虽然匮乏，精神上却仍旧充实，豁达的心境也令其愈发怡然自得，正可谓“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不是消极避世而是超然洒脱。

谪居海南的第四个年头，恰逢大赦，苏轼故而得以渡海居住在廉州、舒州等地，年底度岭踏上北归的征程。然而，在海南生活的几年，对苏轼本已疲累的身体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因此在北归途中暴病，最后卒于常州。得知自己患病后，苏轼在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记录了自己当时的处境。

两日来，疾有增无减，虽迁闸外风气稍清，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

——《与米元章二十八首其二十一》

某食则胀，不食则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餉蛟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

——《与米元章二十八首其二十四》

自此之后，苏轼的病情时有反复，抵达常州后，病情再度恶化，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七月病逝于常州，结束了自己辉煌却又坎坷的一生。

二、苏轼尺牍作品的学术价值

上文所举例的苏轼尺牍作品，主要集中在他与亲友简短的书信往来上，从文体学角度来看，属于书信的一种；但是从内容、风格和形式上来看，却比常被拿来做文学范例的书信要丰富、真切和自由得多。尺牍能够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被收录在作者的文集中，除了创作数量颇丰之外，更重要的是其中所蕴含的学术研究价值。下面结合苏轼尺牍的内容，从三个方面简要分析其学术价值。

1.文学价值

尺牍最大的文学价值就在于其朴实的内容和真挚的情感。由于这些作品最初是写给亲友的非公开信件，故而作者可以在其中写出诗、词、文等作品中不宜描写之事和不能抒发之情。苏轼两次被贬都与文字有关，“乌台诗案”中因为谢恩的上表被指有讥讽朝廷之意被贬黄州；后来被贬至惠州后，之所以再遭被贬渡海，正是因为在一首诗中流露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悠闲，被有心之人利用作为再次贬谪的借口。因此，在除了非公开的尺牍作品以外，苏轼不敢再轻易表露自己的情感，只能通过与亲友的书信寄托心中所想。另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尺牍内容的再发现，也使得词的特色与价值被重新审视。历来学者们普遍认为词，相较于诗歌而言，由于形式上更为灵活，故而能更贴切地描述个人生活。对于尺牍作品的解读却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此种论断，真正记录并描述历朝历代风土人情的最好资料，应当是各种尺牍小品，这一点在明清尺牍小品盛行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反观宋代，尺牍正是充当了这一重要的角色。

其次，在众多传世名作中，苏轼传达的情感往往是乐观积极的，后世对他的印象也常用“豪迈”、“豁达”、“潇洒” 等词语来形容。作为一个文人，苏轼确实成就斐然，而作为一个官员，苏轼可谓壮志难酬，常有失意之时。在尺牍作品中，我们常能感受到他的无奈与辛酸。当他最后被贬至海南时，曾经向友人表达过“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的绝望。而同样创作于海南时期的诗歌，如“和陶诗”，却包含很多田园生活的生机与乐趣。这两类作品中所传递的不同的情感，恰好说明了苏轼遭遇贬谪时内心所经历的挣扎与矛盾。一方面因为政治抱负难以施展而愤懑不平，另一方面又受佛道思想的影响而试图超然尘世。倘若读者能够结合诗词和尺牍作品来重新审视苏轼的一生，定会刻画出一个更为立体的人物形象和更为真实的人生历程。

2.历史价值

苏轼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可能是文学家，但他多年从政、多年各地为官的经历，注定他这一生都与政治脱离不了关系，自然可以称得上一位政治家。在苏轼的尺牍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谈论的是与官场政治有关的内容。与苏轼年少参加科举考试时所作的五十篇策论不同，尺牍中的政论意见，是苏轼真正踏上仕途、对朝政民生有了更为透彻的了解后所作，并且贯穿了苏轼政治生涯的各个时期，可以从中清晰地梳理出苏轼政治态度的发展和变化。早期苏轼尺牍中有关政治的主题，往往涉及对于官员任命及政策实施的看法；到了中后期，离开京师赴各地任知州后，苏轼体察民情，其作品的主题也更多涉及民生话题，例如上文中提到的修建水利工程。另外，在与诸位友人的信件往来中，也能大略看到北宋官场的制度与风气，故而这部分尺牍作品是除了史书以外，更为真实的一手历史材料。

3.民俗学价值

贬谪时期是苏轼尺牍创作的高峰期，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学者最希望发现的价值就是对于边地风貌的记载，尤其是地处偏远的惠州和岭南时期，在当时鲜有人迹，后世学者也唯有从这些零散的描述中发现并整理当地风土人情的线索。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所记录的养生之法。由于苏轼在黄州和岭南两地时，自然条件较为艰苦，气候湿热，苏轼及家人时常受到疫病的侵扰。因此，从黄州时起，苏轼就经常结合老庄思想，思考养生之道，并切身寻求养生之法，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也偶有提及。但更为全面记载苏轼关于养生修炼和医药饮食等内容的作品，在孔凡礼点校本的《苏轼文集》中，被集中收录在第七十三卷杂记中，这也是除了文学之外，苏轼留给后人的另一笔宝贵的财富。

结束语：

相较于苏轼尺牍作品的数量而言，上文所论及的作品只能从宏观角度概括此类作品的大致面貌，实际上其尺牍作品的内容更为丰富，其相应的学术价值也应当有更多角度的体现。至于译介方面，现有的海外研究和翻译成果虽然不多，但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和翻译，足以证明苏轼尺牍作品的价值所在，也为今后进一步进行翻译实践和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参考文献:

【1】Egan Ronald C.,Su Shih’s“Notes”as a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ource.[J].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990(Vol.50,No.2). 【2】（北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全 6 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王水照,崔铭著.苏轼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